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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了司马光?北大教授和知名期刊杠上了

误解了司马光?北大教授和知名期刊杠上了
11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這是要幹什麼?》一文称,学术期刊《文史哲》新近一期一篇文章的摘要提到,“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本文对此有所质疑。”辛德勇在文章中对此予以反驳,自己的《制造汉武帝》一书中并没有表达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刻意“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意思。11月18日,澎湃新闻查询发现,上述争议论文题为《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刊于2021年11月5日出版的《文史哲》第6期。目前,该论文仍可在《文史哲》网站搜索可见。该论文中,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鹄写道:“辛德勇先生于2014年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长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认为司马光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出了不符合史实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其后该文于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再版),题为《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的历史构建》。”基于上述判断,该论文提出质疑:“首先,《通鉴》相关部分,完成于王安石变法之前。其次,辛氏(即辛德勇)对《汉书》的认识,有偏颇之嫌。其三,武帝末年悔过,是唐宋时人的普遍看法。其四,辛氏所举司马光观点前后变化两例,均不能成立。其五,《通鉴》中汉武帝与戾太子政见分歧的记载源自《汉武故事》,并非无可争议的定论,而辛氏对吕祖谦《大事记》、王益之《西汉年纪》及王祎《大事记续编》的解读,均有商榷的余地。”《文史哲》2021年第6期刊载的论文《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读》(截图)辛德勇并不认可林鹄上述论文中对于自己观点的总结,他在微信公众号文章中解释称:“《制造汉武帝》中虽然提到了‘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云云的话,但这只是用于说明司马光对待汉武帝暴虐子民行为的态度,而这同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刻意‘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他在文章中强调,“须知不管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他们的治国理念以及二人之间在这方面的对立,都不是从王安石具体推行新法也就是所谓‘变法’那一刻才骤然产生的,而是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形成,至王安石‘变法’之后也一直维持,所以我才会举述王安石‘变法’之后的史事来说明司马光的政治态度,这同所谓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刻意‘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码子事儿!”他对刊发了上述论文的《文史哲》期刊斥责称,“《文史哲》编辑部采纳的这篇东西,所论纯属无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实,强行捏造一个观点硬把它栽在我的头上,然后再对其恣意挞伐。”11月18日,辛德勇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這是要幹什麼?》(截图)对于辛德勇质疑一事,《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人员18日在回应澎湃新闻时称,(论文)作者在平台发布论文,论文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与平台观点无直接联系,作者有发表文章的权利。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每一篇论文在发表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论文发表完全合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一篇作文作者和读者观点一样,(每)一位读者读一篇文章有他自己的看法,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1日,是一份反映中国大陆大学文科学术水准的老牌期刊,在海内外人文学界卓有声望。澎湃评论学术讨论不该变成意气之争学术讨论其实是学术圈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观点交流,是思想市场最重要的产出之一。如何对待学术讨论,关乎学术生态和学术发展。但也不可否认,学术讨论常常可能擦枪走火、剑走偏锋,成为溢出学术圈的公共事件。在《文史哲》的论文公开后,辛德勇在自己的公号里发了一篇《这是要干什么》,言辞激烈地反驳,并认为这是“歪曲”“栽赃”“攻击”,并质问“《文史哲》(或者说躲在《文史哲》背后的那些人)这是要干什么”。文史哲杂志公众号在全文刊载这篇文章后,也在评论区选出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一碰就蹦三尺高”“这位辛老师,脾气大于能力了”之类的评论。学术讨论俨然有变成意气之争的架势,似乎还有阴谋论的味道,学界争鸣开始进入公共视野。其实,把两方观点都摆出来,谈不上对错分明。林文批驳的“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这个说法对不对还有待商榷,但林文“唐宋时代的普遍看法与不变的司马光”、“司马光采信《汉武故事》的原因”等说法,确实有学术讨论的价值,并不涉及私人领域。当然,更严谨的判断还有待学术界来作出,从公共层面来说,则是我们如何看待学术讨论的问题。其实,否定、推翻、批判本就是学术生产的原动力,辛德勇所著《制造汉武帝》,缘起也是为了反驳另一位北大学者田余庆的观点。中止讨论,其实就中止了学术研究的生命,学术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了。为了建设生态健康的学术界,我们既要尊重“标准答案”,也要尊重“一家之言”。发表论文的根本目的,依然是“启发”更深入的研究,指望观点一出、廓清杂音,这恐怕是十分罕见的学术幸事,多少年碰不上一回。所以说,学术讨论不该害怕批评。那些我们所熟知和崇拜的大师,其实在某一问题上也无法完全避免被学术界批评,从鲁迅到胡适,从陈寅恪到钱钟书,再到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从来不乏质疑者、批评者。但这不会影响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学者的价值从来不是“答案有多准”,而是“启发有多大”。所以,当事人也好,旁观者也好,不妨就事论事,多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考虑问题,而不要过多纠缠于个人的私德、刊发文章的动机,不要搞成意气之争。名气再大、地位再高的学者也是人,都有自己的脾气性格,但只要尊重基本的学术规范,愿意在平等语境下客观地讨论、交流,就没什么问题。期刊选发某篇文章,也不代表就是在“站队”。至于观点经不经得起推敲,学术界那么多双眼睛,自有分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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